AthenavsSimon

读书报：如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中国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哪些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语言文字规划与保护工作有何特点，面临哪些特别的挑战？

　　李宇明：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需要解决的有关语言的问题还是不少。例如：第一，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很多人为了让孩子说好普通话，从小就不跟他说方言，方言传承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一大问题。第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濒危。濒危现象很多是在历史上就发生的，而今大家提倡“语言资源观”，就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了。语言濒危的原因很多，当前重要的是要了解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学习状况，同民族同胞一起研究，找到有效解决的路径。第三是母语和外语的矛盾。第四是外语教育的语种过于单一，英语独大，而其他外语的学习与应用，缺乏战略层面上的设计。第五是由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我国及国内各群体不被信息边缘化。目前，互联网上的中华语言资源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占互联网所有信息的比重看，还是相当不够的，英语信息仍然占据互联网信息资源的60％以上。

　　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来解决。国家语委提出一种新的理念，就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在新世纪，必须解决好语言问题，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达到语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语言规划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语言的地位规划。比如，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在教学领域、传媒领域要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再如，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自治地方是通用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地位规划。 第二是语言的本体规划。例如，在规定了普通话的地位之后，还要把它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方面规范化、精细化。许多民族语言也都有规范化的问题。现在看来，光有这两种规划不够，还要有功能规划，区分语言使用的不同层面，合理发挥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外语等在不同层面的功能，使其各得其所，各展其长。

读书报：本届北京论坛语言学分论坛试图讨论“构成多元文明之要素的语言资源如何受到保护和使用”的问题，您谈到现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方言的变化和濒危？

　　李宇明：中国的大多数语言都有方言问题，这里只说汉语方言。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情况，一些大的方言并不濒危，主要是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变化，很多方言在教育、大众传媒等较高层面上发挥作用不大，但在低层交际层面还是异常活跃。二是方言本身的发展变化。方言与普通话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为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必须推广普通话。但是不能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对立起来，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掌握双言并非难事。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应当尊重方言，尊重方言就是尊重这一方的人民，保护方言，就是守护国家的语言资源。同时要看到，方言也是普通话的源泉。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方言就是普通话的不竭源泉。最近二十年，普通话里面融入了很多方言的词汇。其实方言的生命力也是很强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正常现象，一些方言的衰微与消亡，也是不可逆转的事情。关键是要把方言的变化过程记录下来，特别是要把濒危方言记录下来。最近，中国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开始，中国语言是非物质文化资源，是“无形文物”，也急需进行普查，用录音笔、多媒体、磁盘整理等现代信息技术，把中国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全部记录建库，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呼吁开展新世纪的“中国语言普查”。

读书报：民族语言问题的情况和方言的现状有哪些异同之处？

　　李宇明：相同的是它们都在发展变化，有些民族语言濒危。但汉语方言同民族语言实际上完全是不同层面的现象。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而民族再小，它的语言跟汉语都是平等的，是“语”而不是“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给民族语言足够的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非常复杂，发展情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有些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口语，有些民族有大量的悠久文化文献，有大量的人在使用。要根据各民族语言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的意愿，合理处理民族语言问题。在民族语言保护方面，特别重要的几点是：第一，应该赶紧调查记录民族语言，建立民族语言的语料库。这就等于建立中华语言和文化的基因库。第二，要大力提倡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在学好母语的同时，要学好普通话。不学好母语就失去了民族之根；不学好普通话，将来就难以走遍全国，难以参与国家管理。第三，应该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权力和语言选择，要和民族同胞共同研究民族语言问题，提供全方位帮助，切忌把良好的意愿强施于人。

　　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是很好的，有法律保障。不仅国家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明文规定，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有本地区语言文字的法规条例，比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有。内蒙古自治区确定以正蓝旗话为蒙古语的标准语，像我们推广普通话一样，他们也在蒙古语地区推广标准语。现在最令人忧心的是几个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比如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土家语、畲语等。

读书报：语言学分论坛还有一个议题：“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使用”，如何看待外语目前在我国语言教育和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和处理外语与汉语教育之间的关系？

　　李宇明：外语和汉语自然有冲突，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就构不成世界。我的看法是，第一，要把外语看成一种重要的资源，看做是人的一种素养，国家提供外语教育，是在保证人们的语言学习权利。对母语与外语的冲突，心态放平和些。第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语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学习外语既是个人需要，也是国家需要。第三，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学习外语意味着掌握了另外一种文化，掌握了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所以对个人来说，多点外语训练是有好处的。但是人的“语言学能”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学习语言的能力强，有些人学习语言的能力差。因此，不能搞全民学外语，更不能把外语当做衡量一个人能力的硬尺度，并因此剥夺人的学习机会和工作机会，这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也不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外语凌驾于母语之上，不管在政策层面，还是心理层面。

　　中国目前的外语教育实际上并不理想，投入多产出少，外语人才仍然匮乏。中国是世界上的外语教育大国，却是外语使用小国，没有多少外语生活，外语传媒很少，中国人没办法在生活中学外语，在生活中应用外语。同时，我们的翻译领域也很薄弱，日本等国家很重视翻译西方的东西，有些做法我们可以借鉴。

读书报：那您如何看待英语之外的其他外语在我国语言教育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呢？

　　李宇明：外语语种单一化，是当前中国外语教育中的大问题。只学英语的话，我们会失去半个世界，甚至大半个世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人把世界上很大的语种叫“小语种”，比如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这名称就反映出了外语教育中的语种问题。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是“吸收型”的。事实上我们现在还要预计外语在中国的其他作用。

　　外语教育不能完全靠市场，社会需求多的语种可以靠市场调节，一些所谓的“小语种”，国家需要储备的语种，要靠国家政策调控。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所谓“小语种”的地位有所提升，市场需求也在上升。很多院校新办了许多“小语种”专业。但是仍然不够合理，而且缺乏规划。我国需要科学的“语种教育规划”。

读书报：汉语的国际地位有何变化，目前是怎样的，将来会有何发展？

　　李宇明：汉语的国际地位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大幅度提升的，特别是本世纪这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的大市场，成为向世界提供就业等发展机遇的重要国家。汉语走出去，有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民族强则语言强，语言强则民族强，这是一个规律。

　　汉语热，我们的头脑不能热。全世界学习最多的外语，还是英语等西方的一些大语种，汉语跟它们比，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汉语是带着橄榄枝走向世界的，为满足世界人民对汉语的需求，作为母语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向国际传播汉语，民间是主体，应当用外国朋友乐意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将汉语传播出去。语言是金钱，英国人说，英语比他们北海的石油还要重要。教育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中包括语言教育。我国的新东方也是个很典型的语言教育产业。如果全世界学习汉语的需求增大了，就需要汉语教师、教材、辞书、网站等大量的汉语资源，语言就会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汉语的国际传播不是数日之功，不能急功近利；但是语言传播也是有机遇的，要紧紧抓住现在的机遇，良机不可坐失。汉语的国际传播“匹夫有责”。我们的厂家要有这种意识，在出口产品上使用优美的汉字，并备有汉语说明书，让汉语伴随着优良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学者在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中要尽力争取母语的话语权。总之，民族的自信来自母语的自信，汉语要抬起高贵的头。什么时候，当汉语碰到外语仍然昂着高贵的头颅，我们的民族才是真正的强大了。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物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犢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我是一个写作者，对学者们的“考据”、“补脱”、“删衍”、“订讹”

、“厘正”等并不感兴趣——尽管这是我尊重的学问。一本书顺着时间长河漫漫而下，必定有不少字句自书籍中脱落化作沉没之鱼。试图打捞它们，恢复其原状，只能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纵然战国古墓中出土了一本《庄子》，又能说明什么？为解释一个字的古义、今义，学者们疏至盈千累百，结果杂引衍流，不知所归。更何况，古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白话文基本可算是两种语言体系，语言本身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阐释经典，贵在于心，方可于浩瀚无涯中窥见那“遁去的一”。

我读庄，始于幼年。天地有大美，凭一颗初发心，略有感知。及至今日，不敢说自己懂了，但诸子百家之区别，倒还清楚，也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可不是一个讲仁义、忠恕的儒家门徒，知道儒学成为两千年专制中国之显学的道理所在，更明白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名教自两汉以来在时间长河中所扮演的角色。儒学在朝，以救世安民为己任，甘为天子臣，敢为帝王师；庄学在野，小国寡民顺乎自然，不作帝王师不为肉食谋。儒家思维不离人伦日用，贴近现实人生，伦理、哲学、政治三位一体；道家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西晋郭象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在对《庄子》进行解读时，能够忘掉他的儒家思维，真正理解庄子之宏旨及其微言大义吗？就算他想忘，学术为天下公器，他能摆脱潜意识的制擎吗？这或许是诛心之论：儒者读庄，十有八九要有所发挥、改造、篡改。我是这样怀疑的，但做学问要以理服人，不能搞“莫须有”。我也没有这样的智慧与耐力像大马哈鱼般跃过重重险滩溯流直上回到源头。

然后我拿到张远山所著《庄子奥义》的书稿。

首先是这个人让我感兴趣，我读过他在《书屋》等处发表过的许多文章，知道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有着赤子一般的天真，体制内的好工作不要，干起自由撰稿的活，一干就是二十余年；文笔也了得，大处磅薄，小处精细，颇有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味道，再细读下去，惊出一身汗。

郭象原来不仅删去了整整十九篇《庄子》“外杂篇”，还对包括庄子亲撰的“内七篇”在内的现有三十三篇《庄子》原文，用儒家观点刻意篡改，随后才对经其篡改、已非本来面目的《庄子》，予以根本性错误断句，根本性反向曲解。郭象以“寄言出意”的方式撇开庄子原意，肯定周孔之名教不可废。这是用老庄之杯盛周孔之酒，用老庄的“自然无为”鼓吹周孔的“道德教化”。他这种创造性的“诠释”为门阀士族的特权以及帝王专制提供了最好的辩护。郭象注庄完全站在违背庄学真义的立场上，句读段落也不通，字面显义也未解，更有剽窃竹林七贤中的向秀遗著之嫌。那扶摇斜上九天的垂天之翼在他手里变成了一块向专制君主取媚的告白书。

张远山校勘的“内七篇”，总计补脱文98字，删衍文82字，订讹文67字，移正错简114字，更正文字误倒15处。纠正重大错误标点10处，小误不计其数。他还考定了因秦国统一中原焚毁六国史书导致错讹至今的战国纪年，考定了庄子为宋人。张远山把庄子晦藏之旨，称为“庄子奥义”，并以汪洋恣肆之笔力宣布：郭象及其追随者的篡改曲解，仅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表层原因。庄学是专制庙堂及其意识形态的终极天敌，才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专制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因为才气，张远山能察人之所不能察；因为狷狂，张远山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我不知道张远山是否已完整抉发出被遮蔽一千七百年的“庄子奥义”，但很乐意看到郭注义理被推翻。

　　齐宣王喜欢听竽，但他喜欢听三百人的大乐队一起大吹特吹。南郭先生是个吹竽好手，请求齐宣王允许他加入乐队，齐宣王欣然同意，让他享受与乐队的其他乐手同样的待遇。齐宣王死后，齐王继位，他喜欢听乐手一个一个单独吹竽。眼看再也混不过去，南郭先生在吃了最后一顿免费晚餐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中国人颇有翻案的传统──那是因为每一代学者都必须以当代帝王的是非来重断是非，以便下一代学者再来对这一代的“论断”重新翻案。但奇怪的是，韩非的这个著名寓言自从问世以来，还从未有人替颇为无辜的南郭先生打过任何抱不平。所有的人都一致相信，南郭先生是个毫无本事的低等骗子，混在众人中间虽然可以遮丑，一旦个别过堂，就无法藏拙，终于真相败露，不得不畏罪潜逃。所以，这个故事可以不断被别解、翻新，用于各种相似的新语境。比如近年否定大锅饭，打破铁饭碗，这个旧寓言就是可以老店新开的──按时髦的说法，叫“寻找精神资源”。虽然我从未见过有人在文章里这么用，但我相信一定有人这么用过，只是我没看见罢了。然而老店新开还是老店，店主并没有换人，所以这个寓言的一切花样翻新的引用者，都与原作者韩非同一褒贬──无情嘲笑南郭先生。没有人对南郭先生表示过丝毫同情，没有人发现南郭先生是个不幸的悲剧人物──尽管远远算不上悲剧英雄。这让我非常诧异，所有的人竟都深信不疑韩非对南郭先生的丑化和污蔑，所有的人竟都没有看出如此明显的破绽。

　　我认为，南郭先生决不是骗子，最低限度一开始不是。试想，如果南郭先生一点不会吹竽，他能被齐宣王招纳到宫廷乐队里，享受一级演奏员的特殊待遇吗？论者会说，齐宣王一定没有亲自对南郭先生进行面试。这有可能，但对不会吹竽的真正骗子只会更糟。因为对南郭先生进行面试的将是宫廷乐队的艺术总监，他比齐宣王更内行。除非争辩者认为乐队总监也对演奏一窍不通，根本没看出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但这未免过于异想天开。虽然对于齐宣王这种愚蠢的帝王来说，其乐队总监必定高明不到哪里去，但说他一点音乐常识也没有，却于理难通。即便有人拿出确切证据来，证明南郭先生是乐队总监的小舅子，或者贿赂了乐队总监，也不能让我相信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因为假如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他决不敢毛遂自荐，乐队总监更不敢徇私录用。世上不可能有这么笨的骗子，一点本事也没有却敢到帝王的虎口里来骗饭吃。比这更笨的骗子是有的，但那是民间的骗子。敢入帝王虎口的南郭先生，不可能是骗子，顶多是个混子。

　　既然南郭先生会吹竽已经可以肯定，接下来的问题是吹奏水平如何──这才是整个寓言的关键。大多数人恐怕会推测，他吹得一般，会吹，只是不够国家一级演奏员的水准。所以当齐王要对他们一个一个考核时，他不得不逃走了。但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南郭先生水平很低而乐队总监竟录用了他，那么乐队总监不是业务不精通，就是接受了贿赂。那样的话，由他主事的乐队里，东郭先生、西门后生一定还有不少，单独考核时，三百人的大乐队里，溜之大吉的恐怕不止一个，而是集体大逃亡，连这乐队总监也非逃不可。由此可见，受到嘲笑的决不应该只有南郭先生一人。

　　或许有人觉得，以上分析有点道理？非常抱歉，我根本不同意以上的全部分析！因为以上分析近乎为韩非圆谎，然而我的目的是要揭穿他的弥天大谎。以上分析，仅仅是对韩非给出的片面信息甚至错误信息进行分析，也就是仅仅在体制内分析，这样的分析虽然能得出不少看似合理乃至深刻的结论，甚至提出改革方案，但却根本不可能治本。韩非是独裁体制的坚决维护者，所以他当然完全不可能想到，造成南郭先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独裁体制本身。哪怕南郭先生到最后确实不会吹竽了，也是独裁体制一手造成的。

　　如果站在体制之外来分析，事实真相就一目了然了。我认为真相是这样的：不仅南郭先生，而且整个宫廷乐队中的所有艺术家，都堪称齐国的顶尖国手。所以中国帝王常常得意于“野无遗贤”，夸口“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因为在独裁体制的天罗地网下，所有的天才要想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只有去为帝王服务，连李白这样恃才傲物的稀世天才也不得不自投罗网。中国历史的早期，还可能有庄子这样拒绝为帝王所用的荒江野老，但到了中国历史的中后期，庄子式人物已经没有立锥之地，连隐居也劣变为通向庙堂的终南捷径。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南郭先生不是艺术家是不合逻辑的──否则艺术家都到哪里去了呢？关键和奥秘在于，所有的天才在独裁体制下必然会被毁掉，所有的天才在独裁体制下都会变成南郭先生。李白是天才被毁掉的一个正面例子，韩非本人是天才被毁掉的一个反面例子──他的天才只能用于为独裁体制辩护。

　　由于每个暴君的个人趣味差别极大，前一个暴君与后一个暴君的嗜好乃至政策没有任何连续性，齐国两代君主的音乐趣味就大相径庭。事实上后一个暴君更可能不喜欢听竽，而是喜欢听人吹奏笛子或别的乐器；不仅是音乐嗜好，还可以推而广之，及于一切方面。因此即便你是吹竽的真正国手，是不世出的大诗人、大作家，只要你所服务的暴君死了，你就会没饭吃──这就是老于世故的中国百姓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国百姓只是不争气，但从来不是不明白。所以南郭先生吹竽吹得再好，还是不得不逃走，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走还等着砍头吗？所以南郭先生吹竽吹得再好，也不得不被新近得宠的吹笛国手嘲笑──当然谁都明白，现在正当令的吹笛国手很快也会过气，很快也会被下一代新宠嘲笑为南郭先生。看看中国古代最大的天才之一苏东坡，被几代帝王一会儿重用一会儿贬谪一会儿重新起用一会儿流放海南，就知道为暴君服务、被暴君折腾是怎么回事了。难道嘲笑南郭先生的人们认为，苏东坡也是南郭先生吗？难道被赶出宫廷的屈原、李白和主动辞官的陶渊明、郑板桥，都是南郭先生吗？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事实上，除了李太白、苏东坡这样恃才傲物的极少数超级天才，大部分确有一定才能的人，只要长期被暴君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有更多的人毕生在争取被暴君折腾而没有争取到，比如那些落第的孔乙己），他们在长期的屈己媚上过程中，其才能就一定会消磨殆尽或变质毒化。南郭先生一开始一定是有才能的，但最后确实变成了庸人，变成了连才智平凡的正直者都不及的庸人。庄子、陶潜主动拒绝为帝王服务，屈原、李白、苏轼无奈不被帝王接纳，前者的成就大大高于后者已经不必说，后者现有的成就，也是不被帝王接纳的“不幸”所助，即所谓“文章憎命达”。而这五个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庙堂的人，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至高无上的五岳。我相信，或许少有超过庄周、陶潜的天才，但才能超过屈原、李白、苏轼的天才一定还有不少，然而所有仕途顺遂者的天才，都被浩荡皇恩冲刷得了无痕迹，所有放弃独立思考而全力揣摩帝王好恶、逢迎帝王喜怒的媚上者，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南郭先生。这就是中国文化从先秦的世界屋脊一路向下，像发源其中的长江黄河一样，人生长恨水长东地终于层层蹉跌到海平面以下的根本原因吧。

840年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入了近代，此前的中国遂成为古典中国。

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人先以消灭古典文化糟粕的方式“救亡图存”，继而以消灭古典文化精华的方式“变法图强”，尽管走了不少弯路，毕竟基本达到了目标，中国已不再有“亡国”之虞，然而“救亡图存”和“变法图强”却付出了惨重代价。时至今日，多数中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中国文化。其突出表征是，古典中国正在逐渐成为考古学的论文主题，博物馆的珍稀展品，乃至古玩铺的摆设清玩，收藏家的投资目标。很多人都对中国的传世经典毫无兴趣，却对外国的一些浅薄读物趋之若鹜。

不愿沦为文化难民的年轻人很想读一点中国书，然而中国书无限之多，何从入手呢？那些最著名的中国书（如“四书五经”），稍具一点现代眼光者必定兴味索然，掷书长叹。不识门径的年轻人不得不询之师长，然而许多师长自己就是文化难民，对古典中国知之甚少，少数师长虽非如此，但连他们自己也深深苦恼于不得其门而入。

曾有不少读者要我开一个进入古典中国的基本书目，然而我自认缺乏资格，因此久讷于言。近来又有读者多次问及，我意识到自己固然不具资格，但毕竟盲人摸象地摸索了二十五年，略知一点皮毛，稍识大概轮廓，何妨谈些心得供年轻人参考？

把我读过的中国书删之又删，简而又简，最后剩下五部经典，似可视为进入古典中国的方便法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史记》、《庄子》。这一书单必定贻笑大方，谁没听说过这五部经典？还用得着我来郑重推荐？然而听说过不等于通读过，通读过也未必明其读法。若是买椟还珠，弃取失当，就会入宝山而空回，对古典中国依然隔膜。若是目迷五色，郢书燕说，就会自以为了解古典中国，却走不出当代中国的困境。当代中国之困境，实为古典中国之困境的变体。

《红楼梦》是后轴心时代的家庭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先引领我进入琐碎凡庸的日常生活。崇拜女性的贾二爷，争夺的是高于人权的家庭主宰权。谁夺得家庭主宰权，谁就是大观园里的大爷。中国的家庭生活大多阴郁而且压抑，健全的人性因之而扭曲，天赋的创造力随之而窒息。被压抑的生命能量不可能消失，必定积聚恶变为破坏力。乖戾的破坏力不可能为门槛所限，必定要夺门而出。《红楼梦》遍及一切方面，而且通俗浅显，是古典中国的最佳入门书。读完入门书应该出门，随着贾宝玉的出家，我从压抑的“家庭”转向恣纵的“江湖”。

《水浒传》是后轴心时代的江湖生存的百科全书，它又引领我从室内走向室外。仇视女人的武松等梁山好汉，争夺的是高于家庭主宰权的江湖主宰权。谁夺得江湖主宰权，谁就是江湖之上的老大，女人更不在话下，被灭门的扈三娘乖乖地成了矮脚虎王英的妻子。中国的江湖生存野蛮而且血腥，欺诈无处不在，横霸司空见惯，官匪勾结，于是良民被逼成“刁民”，乃至被逼上梁山，人相杀进而相食。生存是一部无休无止的恐怖大片，民族的神经逐渐粗钝而终至麻木。家庭温馨乃至儿女情长，在浩荡江湖中已荡然无存，一个个家庭相继破碎，家破然后人亡，人亡然后国灭，最后连作为第一家庭的皇帝父子也成了异族征服者的俘虏。《水浒传》的阳性凶残，使《红楼梦》的阴性优美黯然失色。险恶的江湖生存，似乎使压抑的家庭生活变得容易忍受了。然而郁闷的回溯之旅才刚刚开始，随着宋江们的被招安，我从辽阔的“江湖”转入幽深的“庙堂”。

《三国演义》是后轴心时代的庙堂权术的百科全书，它又引领我从室外重返室内。魏、蜀、吴三国，争夺的是高于江湖主宰权的庙堂主宰权。谁夺得庙堂主宰权，谁就是普天之下的共主，金陵十二钗和梁山一百零八将也是囊中之物。在夺得庙堂主宰权之前，魏、蜀、吴就是三伙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事实上在各自割据称帝后，每一伙依然被另外两伙视为贼匪，因为不杀到大一统就不可能尘埃落定。中国的庙堂权术邪恶而且酷烈，其炼狱图景与儒家冬烘所许诺的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截然相反，江湖侠义乃至兄弟情义，在庙堂里毫无踪影。置身庙堂权力核心的每个人都被恐惧感所裹挟，因为彼此都深知对手没有底线，缺乏超越性的儒家伦理在权力折冲时没有丝毫约束力。为了抵御恐惧感，获得安全感，优秀的中国头脑不可能用于探索自然奥秘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是投入你死我活的权力搏杀，每个人都急欲成为惟一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最强者。即使已经成功地居于食物链顶端，恐惧感依然无时不在，为了确保有生之年自身不受威胁乃至一命呜呼后子孙不受威胁，每个人都不择手段地无所不用其极。《三国演义》的阴阳怪气，使《水浒传》的阳性凶残相形见绌。严酷的庙堂倾轧，似乎使凶险的江湖肉搏变得爽朗可爱了。文学三部曲至此告一段落，但郁闷的回溯之旅远未终止，随着天下一统三国归晋，我又从虚构的“文学”转到实录的“历史”。

《史记》是古典中国的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它又引领我离开共时态，进入历时态。文学三部曲仅仅描述了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史记》却记录了轴心时代与后轴心时代两个迥然不同的古典中国。《史记》的时间优势，使囿于后轴心时代的文学三部曲瞠乎其后。这里不仅可以看见后轴心时代的家庭生活、江湖生存、庙堂权术的最初形态，而且能够窥见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如何形成，如何定型，甚至不难预见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为何僵化，为何停滞。但其真正价值在于，《史记》全息性地还原了一个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波澜壮阔，豪情万丈，阴阳互动，刚柔相济。此前沮丧不已的我激动得情难自已，顿感生于斯土，死不恨矣。郁闷的回溯之旅至此告终，挥之不去的沮丧涣然冰释。随着《史记》的索引，我终于从郁闷的“后轴心时代”进入神奇的“轴心时代”。

《庄子》是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的集大成之作，它引领我穿越文学的茂密树林，涉过历史的湍急河流，抵达哲学的恢弘宇宙。这里没有家庭压抑、江湖凶险和庙堂倾轧，只有对天地万物的纯粹审美和对究极妙道的至高体悟。其“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伟岸人格和充盈豪气，令我沛然神往。其恍兮惚兮的曼妙表达和汪洋恣肆的丰沛想象，让我望洋兴叹。其“间世”学说超越“入世”、“出世”的简单两分法，被我视为空前绝后的哲学奇观。在整个回溯之旅中让我耿耿于怀的中国之谜，至此得以豁然开朗：历经两千多年庙堂中国的无尽斫伤和致命戕害，为什么后轴心时代的江湖中国依然永葆绵绵不绝的顽强生机？

因为轴心时代的《庄子》为中国注入了一脉挥霍不尽的磅礴元气，因此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永远能够置之死地而起死回生，历尽劫波而一阳来复。

就这样，五部经典引领我由浅入深地逆流而上，走完了自今及古的回溯之旅。如此惊心动魄的时间旅行，仅历一次显然意犹未尽。于是我又由深入浅地顺流而下，自古及今地走回今天。重游故地，感受照样新鲜。

首读《庄子》，就一举接上了轴心时代的磅礴元气，完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灌顶。次读《史记》，就能理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与秦始皇以后的中国，既血肉相关又形质相异的逻辑关系，知其源流，明其得失。再读《三国演义》，就能破译后轴心时代的庙堂专制的文化基因，找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渊源。再读《水浒传》，就能明白庙堂中国极大地弱化了江湖中国的创造力，而丧失了江湖支撑的庙堂必将溃败于异族。最后读《红楼梦》，就能洞察在庙堂因腐败而控制力渐弱，江湖被挤压而创造力枯槁之后，古典中国的完成形态必定由糜烂臻于贫乏，经衰竭直至终结。

　　要而言之，《庄子》展示了轴心时代的哲学“天籁”，尽管其中不无“人籁”。《史记》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历史“衰退”，尽管其中不无“突进”。《三国演义》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庙堂“狡智”，尽管其中不无“精彩”。《水浒传》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江湖“挣扎”，尽管其中不无“豪迈”。《红楼梦》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家庭“内耗”，尽管其中不无“凄美”。

五部经典分属文史哲，无疑颇多相异之处。惟有《庄子》完成于轴心时代，惟有《庄子》不是百科全书，也惟有《庄子》超越历史、超越时间乃至空间。惟有《史记》跨越两大时期，汗牛充栋的中国史书，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卓越的品质，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厚重的分量。《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志》，历史成分重于文学想象，其人物、情节大多依附于正史。《水浒传》取材于《宣和遗事》，文学想象重于历史成分，其人物、情节大多独立于正史。《红楼梦》取材于作者身世，文学想象占了压倒优势，其人物、情节完全独立于正史。文学三部曲的历史依附性一部比一部淡，因而艺术价值一部比一部高，对古典中国之本质及其困境的揭示也一部比一部深刻。《红楼梦》对古典中国之本质及其困境的揭示甚至高于《史记》，仅比《庄子》稍逊，再次证明了“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这一真理。

分属文史哲的五部经典，居然有一个共同特色：都有引人入胜的生动故事，因此既便于初学，又适合反复阅读，俱臻“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至高之境。文史经典讲故事并不奇异，哲学经典也大讲故事，才是读者的意外之喜。故事的重心则无一雷同：《红楼梦》偏重于女人与女人的家庭争宠，《水浒传》偏重于男人与男人的江湖争霸，《三国演义》偏重于帝王将相的庙堂争雄，《史记》兼而有之，《庄子》超然独笑：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满清入关后，大儒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恪守儒门宗风，而且表达很不精确，必须用现代语言重新表述：主权丧失，是为“亡国”；文化消亡，是为“亡天下”。

每一个不愿沦为文化难民的中国人，最低限度不能不读这五部经典。阅读这五部经典，就其小者而言，必能舒愤懑，除苦恼，解大惑，增怡悦；就其大者而言，或能挽狂澜之既倒，振中华之雄风。